Pig-Cow-误读的《鲜血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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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鲜血梅花》里余华抓住了血的意象展开文章，载体是唾手可得的武侠故事。有人因此将其归于武侠小说一类，实有违作者真实本意。余华早期的小说都离不开死亡和鲜血，发表于1989年的《鲜血梅花》尽管以阮海阔的复仇过程为线索，却始终隐略血腥场面的出现，即使两个仇家的死亡也只通过第三者（白雨潇）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余华在此篇小说尝试改变风格和题材，或许是突变明显，引起的评议中有称其为先锋派创作的重复，甚有人扼腕其“滑向时尚，与他人审美划一”。这就是将目光停留在小说表层了。
     小说的语言尤为引人注目，这语言经余华早期苦心经营渐成风格。掺插句中的形容词和动词的巧妙运用给人独特的阅读快感，在《鲜》文里营造起凄美虚幻的氛围，使复仇的征程不至于因了不断寻找而索然无味。叙述语言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会使读者产生多层面的理解，让小说具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和自由思考的余地。作者让故事淡化，退居幕后，把读者导进语言的漩涡，语言服务于叙事，而叙事成为余华操纵手间的玩物，语言忽如一场秋风中飘落的黄叶，不自觉起着烘托铺垫的作用，为叙事的展开提前置好布景。这是语言的狂欢，而狂欢是浪漫精神极至的表现。余华此时脱离《现实一种》中为表现血肉相残、因果相互膨胀不得遏止的人性世界，在同样异常冷静的不带情感的叙述中，小说人物的命运不可捉摸。
    《鲜》文可看出卡夫卡的影子，阮海阔那虚无飘渺的漫游仿若梦中境界，卡夫卡在《乡村医生》中由溃烂的伤口看到玫瑰红色的鲜花，这种暗调突转的写法余华也运用得炉火纯青，在余华作品中死亡和恐惧始终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穿梭，偶尔还掺进黑色幽默，运用修辞突然反底，描叙的事物及实质顿时凸现，起“大音希声”的效果。
    基于语言财产的富有，余华早期并不给予小说人物自己的声音。他强调事实，他屡次提到美国作家辛格的哥哥说过的“看法总会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过时。”仿佛一位乡间讲故事的老人，余华平静地讲述着“事实”，他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读者，甚而有时让人感觉小说含有多重思想和多重主题。这是余华许多小说的特点，想必也是其成功之处。
    表现在《鲜》文中就是复仇者的全部复仇过程处理成一场昏昏无涯、若行于梦魇的无目的的漫游。作者不断设置着悬念，在悬念闪烁后，又不经意间以巧合和偶遇的方式让故事的人物朝其预想的场所走去，戏剧般消解了刚刚形成的疑惑。阮海阔与白雨潇的擦肩而过最后又返回找寻、面对青云道长没有问到杀父仇人等情节都安排得十分巧妙。这使人联系到余华进入九十年代后转向的随笔，《高潮》是余华关于古典音乐的随笔小集，余华对古典音乐的理解有其独到之处，“古典音乐处理一个高潮和另一个高潮之间的过渡关系，乐句和乐句的关系，确实让我很迷恋。”著名音乐家如巴赫者在其如史诗的音乐中传达的不仅仅是简单几个音符，同样余华笔下的血所表现的不会只是鲜红，他所描绘的血无疑含混着另外的意义。
    阮海阔漫长的复仇过程最终的可能是自身的死亡。这一点阮海阔清楚意识到。单纯看待余华叙述的武侠故事这般结束的确无新意，无怪乎当时会有人质疑余华是否创作危机。其实余华笔下的阮海阔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在不可捉摸的人生道路上疲于奔波而最终兴许两手空空充满缺憾的人。要说的是缺憾。无数戏剧化的安排从初始就在为结尾的缺憾奠定。让阮海阔背负杀父之仇重担，长久漫游，结果仇人在其奔波中被另外的人杀掉。余华用阮海阔缺憾的“重”来反衬我们的“轻”。小说触及的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其涵盖了人生的丰富含义。至此，我们才能明白余华表面如湖水的叙述其实暗藏杀机，刻薄狠毒。若说鲁迅杂文是匕首，余华的小说则无疑是一把皮鞭。
    彼得·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中谈到“先锋派不再按照一种风格的原则来选择手段，而是将这些手段作为手段来运用。”不管西方理论在东渐中是否变味，余华写作的究竟风格和流派，至少确确实实由《鲜血梅花》可觅得余华骨子里不可辩驳的先锋探索精神，武侠于此只是躯壳。余华“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拒绝“一成不变”，《鲜血梅花》是其创作道途偶涉的小河，一次绵里藏针的尝试。